正是拿到了他的七寸。

　　见付通不说话，黄山河有些微的得意，于是又补了一刀：“另外有件事，刘律师应该想得到，如果工人们都有签劳动合同的话，维权时会比较有利。当然，这和天启还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欠薪的并非我们天启。付先生，不知道你和你的兄弟们、和中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显然，黄山河一直在假装为难、假装真诚，应对这类事，他可在行了，说的句句都是毒点。农民工维权，始终都是个大难题。房产开发商将工程交给建筑商后，建筑商往往会对工程进行层层转包，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便相当于产生了许多诉讼的主体。而这些承包商通常会展开“踢皮球”，造成长时间的拖延，使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持续升高。

　　此外，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层层转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并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解决劳动纠纷的取证十分艰难，律师们最后甚至只能将农民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当作间接证据呈给法庭。

　　正因如此，即便是能打赢官司，前期取证调查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结，维权事件启动后也还得要走完包括强制执行的14个程序，面对繁杂的程序，许多农民工会失去耐心，因而采用了别的方法——这就是花式讨薪背后的真正原因。

　　这些，刘扬帆自然很清楚，他回答黄山河道：“这个黄经理多虑了，无论是在协商阶段，还是以后可能走向法庭，我们都将用集体诉讼的模式来处理这个案子。”

　　所谓的集体诉讼，也叫代表人诉讼，是指多数成员彼此间具有共同利益，因人数过多致无法全体进行诉讼，得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为全体利益起诉或应诉。

　　除了首席原告外，其他受害者都不需要直接参加诉讼，甚至都无需知道有这样一个诉讼案的进行。一旦赔偿额确定，各个受害人都会按照比例得到赔偿额。并且，任何不愿参加集体诉讼的成员必须亲自申请退出，否则就算是自动参诉。这样打一个官司，就不需要很多人参与，律师只需要和首席原告交涉就可以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协调成本。

　　这些专业名词，岑宇桐当然不太懂，所以昨天晚上，她做足了功课，特地去问度娘恶补了下，才勉强过关。而黄山河却是很明白得很，听到“集体诉讼”这四字，眉眼动了动，问道：“可是这首席原告……”说着，看了看付通两眼。

　　付通回瞪了黄山河，而刘扬帆则认真地回答：“付通当然不是首席原告，他连原告都不是。”他顿了一顿，说：“他是被告，并且将与中海公司和天启房产一同成为被告，就工人们的工资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最终走入诉讼程序，我们就将这么办。至于你在意的首席原告，由富贵或是阿芬担任都可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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