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招、扩编、编制航海年历这些，对他统治的意义。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现在大顺开放导致的儒学危机，这个子午线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大顺以后可以拿着这个问题，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大会，然后确定京城子午线就是天下的本初子午线，从而获得“中国”这个天下概念、而非国家概念的巨大精神胜利。

　　确保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

　　儒家士大夫会非常高兴，至少不会反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

　　后世的人，是无法想象此时盛世下的士大夫，若是拿到一副后世的格林尼治子午线的世界地图，看着中国的经度居然不是零、不是世界的“经度中心”，会多么崩溃和反对。

　　被人打一顿打的不得不接受，那是另一回事。真要那样，这反而都是细枝末节不必在意了。

　　然而现在不是处在“压路机”时代、觉得可以执掌天下嘛。

　　自信，和近代化被动冲击下的极端保守化的假自信，是不一样的。

　　子午线到底在京城，还是在格林尼治或者巴黎，在此时大顺主动开放，主动改变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是个非常严峻的政治问题。

　　皇帝真心觉得，这个月球运动的近似公式，来的当真正是时候。

　　龙颜大悦地批复了此事，认为这件事应该速办，而且不是内帑出钱，是户政府出这笔钱。

　　赶紧扩招，赶紧加编制，尽快把这个月距星表航海年历做出来。

　　当然，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龙颜大悦，那可能说明，大顺往前走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

　　之前二十年的潜移默化影响，似乎毫无意义了，皇帝依旧是个标准的儒家君主。

　　实则，不是。

　　皇帝高兴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和将来去打印度无关也有关。

　　说无关，没有这份月距法星表，大顺去印度也毫无问题，从锡兰那使使劲，用个破澡盆也能过去。

　　皇帝考虑的，是南半球大陆上的金银矿问题。

　　如刚刚批复的天津府尹、南洋那边的奏折上的危机感，皇帝作为这些年大顺自上而下改革的总头子，自然比这些自发感觉到危机感的人更明白。

　　皇帝也曾与改革派核心决策圈的人议论过这件事，就说如果将来对欧开战，大顺的海外贸易受到影响了怎么办？

　　海外贸易受到影响，现在皇帝已经明白，这直接关系到大顺的钱银兑换币、铜币价值、银价、作坊雇工生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每年巨量的白银流入，大顺的银价并没有贬值，甚至相对于铜钱，还隐隐有所升值。

　　刘钰是弄不明白这个混乱的、多参数的货币系统的。皇帝当然也弄不明白。

　　但都知道，一旦海外贸易断绝，肯定会出大影响。

　　刘钰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发钞。

　　靠国家发钞，搞建设，拉动生产，顶过去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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