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会合后，先立刻向丰臣秀吉传报连环大捷，随后定下军计。

　　日军由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各领一军共四万人，太田一吉、竹中重利为监军，北上攻取公州；长宗我部元亲、锅岛直茂、吉川广家、池田秀氏、中川秀成划归左路，负责肃清忠清道及全罗道北部。

　　这一次日军卷土重来，同壬辰年一样进展迅速，势如破竹，而且比壬辰年表现得更为残忍。日军遵照丰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每到一处必屠杀乡民、割鼻代首作为打击朝鲜义兵的兵源基础，而工匠、儒生等则尽数收押，分批次押运回国。

　　全州军议过后，仅仅数日之内，忠清道便大半为日军所轻易占领，朝鲜王京汉阳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

　　南原、全州及全罗道、忠清道内各城的接连失守，使得朝鲜官军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宣告失败。尤其是金钟一不战而撤出全州，等于将全罗道全部拱手让于日军，使得忠清道内各地纷纷献降，连迟滞日军攻势都未能做到，这给朝鲜朝廷带去的震撼不亚于地震。

　　不过，如果站在高务实的角度而言，这金钟一的做法却是妙不可言，它大大加速了朝鲜崩溃的进程，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加速。

　　不过此时高务实却一时顾不上朝鲜这些事了，因为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动荡，随之发生了内阁的剧烈变化。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当年漕军骚乱说起。自戚继光受勋成为海宁伯，率部分禁卫军南下威压之后，漕军动乱迅速平息，数名首恶被严惩，而绝大多数人几乎没受波及，依旧继续过去的漕军生活。

　　然而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东厂、锦衣卫派出得力人手，对于漕军骚乱一事的起因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证，终于在吴逊(吴兑之子，京华宁波港负责人)的协助下查出一桩大案。

　　该案的历史背景要说起来那可真是说来话长，长话短说便是江南海商集团早和日本各路水军有深深的勾结(注：前文曾较为详细的说过明朝沿海海盗的来历，其中真倭部分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日本“水军”，即各路海盗，他们后来基本都被丰臣秀吉收编。)，大明开海之后这些人也没有完全和这些日本“水军”切割，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

　　鉴于京华两洋舰队迅速崛起，这些买卖早已从打家劫舍、骚扰沿海转变成了相对单纯的走私贸易。除了为避税而走私各种正常货物之外，生铁、硝石乃至制造甲胄的铁片、皮革等物，江南海商也照卖不误。

　　到了后来，由于京华对国内向其采购火炮、火枪一视同仁，江南海商还从京华手中购买了数量不少的轻重火器，而这些火器则有相当部分又被他们走私给了日本——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各路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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