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的春秋学理论建构肇其端，既重视春秋中微言大义的引申于时政之上，又强调天人感应之神学目的论世界观，在配合了西汉宗教迷信发达的时代风气之下，今文经学家的理论遂提供了谶纬迷信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皆公开利用，甚至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都是使谶纬之术发达的因素，这样的政治风气显然不是历史的常道。

　　今文经学的这种研究风气，直至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等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学风出现后而告中断，而谶语之术虽经两汉以后历朝的明令禁止，却仍保留在道教传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神学迷信方式，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历史。不过，这是后话，此时，曾?的老师郑玄还没有完成这一事业呢！

　　就今古文之争的意义而言，有好几个方面。政治上的意义是，因官学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团间的斗争；文化上的意义是，开创帝国气象的政治与神学结合的知识活动，与回归先秦的义理与考据结合的知识活动之竞技；理论上的意义是，汉代新起之天人感应灾变的宇宙论，与朴实的先秦人伦进路之世界观的交战。就今古文学风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为政治意识型态学而建构的解经体系意义上，两者对于两汉时政皆有实际的影响力量，而其个别学术力量的起落则与官方的抑抬有互动的关系；在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环节的意义上，古文经学派对于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训诂工作有重要贡献，而今文经学派则侧重地发挥了儒学与政治活动结合的义理诠释工作；在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面意义来看，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学在哲学观念的创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较于汉初黄老、道教哲学、淮南子、抱朴子等，整体地说皆有逊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结合天道神学与阴阳五行说，及易学官学结合了两汉的天文气象学知识才颇有理论上的创造力。

　　然而，这些不是曾?关心的，他来自于一个法制社会，相信法律的力量。道德太过飘渺，完全由人的主观意识而决定，并不是作为治国理论的好选择。它有它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对人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该怎么处事。但是论道治理国家的时候，再用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用曾?的观点来说，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只是用于教育人，而治国，还是用法家的观点为好。最好的还是后世所制定的成熟的法律。

　　不过，经此一事，曾?却是长了不少见识，也知道在这个时代，他还需要注意许多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人的观念，和他原来所处时代的人有着天差地别。如果不注意，他将处于泥沼之中，做什么事情都会步履艰难。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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