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恩道：“我们新中国党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稍胜同盟会，为什么不在兴办教育的同时提倡启蒙，反而让他们独擅其美？”

　　孙元起轻轻叹息道：“在前清宣扬启蒙思想，等同于大逆不道，敝人向来胆小如鼠贪财惜命，哪敢去干那种杀头的活计？相比之下，同盟会诸人在慷慨赴死这一点上确实胜人一筹，孙某自愧弗如！现在宣扬启蒙思想倒是没有多少风险，只是急切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手来操办此事，随便找个人来主持又怕弄巧成拙。最近我才决定函请梁卓如（梁启超）回国创办《**评论》杂志，准备以此为阵地，逐步引导民众了解自由民主，宣扬启蒙思想。都说‘触动利益的改革比触及灵魂还难’，启蒙运动则是既触动利益又触动灵魂，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工作都是水磨功夫，短期内难以见效，所以我们也不必与同盟会争一日之短长。”

　　陈训恩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孙元起又道：“说到启蒙，有四个根本问题难以绕过，必须给出恰当的答案，那就是给谁启蒙、谁来启蒙、启蒙什么、如何启蒙。先说第一个问题，彦及你觉得该给谁启蒙？”

　　陈训恩思忖片刻，不确定地答道：“上则各级官僚，下则全国民众？”

　　孙元起道：“各级官僚大半是既得利益者，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过程中他们未尝没有机会接触到启蒙，但终究没有改弦更张。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通过启蒙宣传，让他们弃暗投明？至于广大的民众，不能说他们是愚昧的大多数，至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没有消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缰索对民众的束缚之前，所有的启蒙都是徒劳。什么自由、民主、科学，甚至抵不上一碗米饭、几枚铜圆！”

　　陈训恩马上说道：“那我们就把启蒙民众的最初目标定为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嘛！”

　　孙元起道：“与启蒙运动相对的一个名词是愚民政策，也就是《论语》中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毫无疑问。一群温顺的愚民远比一群有思想的聪明人更容易统治，所以很多统治者会故意阻扰启蒙思想的传播，让民众永远陷入愚昧状态。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肆删减《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清朝顺康雍乾时期，更是大兴文字狱以消灭社会知识分子、巩固政权。删来删去。整个书卷内只剩下了三纲五常。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统治下的底层社会终于稳固下来，成为今天的局面。

　　“然而对全国民众宣扬启蒙思想，试图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肯定会摧毁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这一点是我不愿意见到。当然，我是支持启蒙的，不过鉴于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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