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安石的矛盾并非水火不能相容，如果我不是阻击了免役法和市易法，可能拗相公还会引我为政治上的盟友。毕竟我并不反对变法，之前的合作社行青苗法，不过是对他所行新法的一种修正，凭心而论，只需抛开面子上的问题，当世也就是我能够在变法的大前提下对王安石的新法提出建设性意见。那些旧党只会反对、复旧法，毫无建设性意见可言，也难怪王安石会看不起他们。但是这种本可能形成的盟友关系，却是我这一方所无法选择的。从政治上看，我已将王安石的新法定义为“为王前驱”的战略性棋子；而对免役法和市易法的阻击，更增加了王安石对我的警惕，甚至是敌意。

　　而在王安石的新党一边，最坚定、最有力、最激进的一位，则无疑是我眼前的王家公子王雱。这位毫无忌讳的公开推崇法家，希望能以“征诛”之术压制天下舆论，强行推行新法的王公子，较之乃父，更加的自负与刚恢。我不能知道他对于我阻击免役、市易二法和提出《朝野清议法》是抱着何种观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对“征诛”之术推崇毕致的极端主义者，对于言论自由是决不会有什么正面的评价的。不过，对于我这个始作俑者，他却会有一点矛盾的感情。

　　一方面，在他还不为皇帝所知的时候，正是我的印书馆刊印了他的策论，在让他得以为天子所注意的权谋中，我扮演了他父亲的同伙这样一个角色；同时，我还主动刊印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更让他曾经认为我是新法的支持者；当时他出入我的庄园，和我亦有相交之情。除此之外，做为一个有着非凡聪明的才子，一个思维敏捷的青年，对于我的诸门新学，他亦有过很正面的评价，我能清楚的知道他对我的欣赏，甚至是钦佩，并非是装作出来的。

　　但另一方面，我的门客频繁出入旧党府邸，我对免役、市易二法的阻击，我不动声色的把我的门客推荐给皇帝，我看似突然的提出《清议法》，这种种事迹，其后包含的机心，是绝对无法瞒过王雱的。这个年轻人即便因此而将我当成敌人，也会对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更惶论在皇帝面前，年纪比他还小的我，是如此的得宠。瑜亮之争的情结，亦是他无法回避的。如果我不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他完全可以认为自己是聪明最有见识的青年士子，但是当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并且展现自己的光芒之后，对于王雱这样的人来说，他既不能视我如无物或故意诋毁我，自欺欺人的继续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又不甘心坦然接受我这样一个政见并不相契并且有点“来历不明”的年轻人远远较他出色的事实。可以说对于他，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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